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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谈话节目(talk show,港台地区译为“脱口秀”)因其尊重观众的参与意识，实现双向的心灵共振，强化电视的“贴近”属性而备受追捧。近十年来，这种新的电视节目形式火遍大江南北，花开神州大地，几乎占据了各种频道黄金时段的半壁江山。以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为代表的一批电视谈话节目已经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定位，较为成熟的风格以及较为稳定的受众群，它们正在以各自的方式发挥着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其较高的收视率也带来了不俗的经济回报。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壮大过程，也必将是问题和矛盾暴露的过程。在谈话节目异军突起、火爆嫽人的同时，它们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些先天的不足或后天的缺陷。因此，谈话节目也成为招致非议最多、令观众失望最多的一种电视节目形式。各地谈话节目在经过了“大干快上”的活跃期后，近一段时期有所沉寂。这一现象使人不禁疑问：谈话节目怎么了?它也会像以往的一些娱乐节目形态那样昙花一现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对中国电视谈话节目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一番归纳和分析。
一、从思想文化的传承来看，徘徊在“庸俗”与“通俗”之间
电视媒介本身是一种教育工具和社会化手段。“所有的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惟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电视谈话节目除了具备沟通意见、抒发情感、增广见闻、放松心情的功能之外，它引导观众求真、向善、尚美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是否具有一定的思想文化品位，成为衡量电视节目水准的重要尺度。理想的状态当然是节目“叫好又叫座”。然而，万事古难全，“曲高和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观众群不稳定、收视率低会影响节目的生存和媒介机构的经济效益。因此，追求收视率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不能以损害节目的品位为代价，不能违背我国媒介的性质和宗旨。当前出于对经济效益的过度渴求，我国的某些电视谈话节目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呈现出媚俗的倾向。这在港台“脱口秀”和内地的一些综艺娱乐类谈话节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猎奇、窥私、宣泄、搞笑，种种庸俗之风甚嚣尘上。一些电视人也错误地以为这是一种“通俗”的风格，能够满足大众的趣味。其实，“庸俗”与“通俗”绝不等同。的确，电视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电视传播的一大优势在于生动形象，通俗易懂，但这不能成为节目庸俗化的借口，电视提升受众欣赏品位的责任不容推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在思想文化品位和收视率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使节目“叫好又叫座”，是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一大困惑。
二、从谈话情境来看，行走在“模仿”与“造假”之间
我国大多数电视谈话节目在节目样式上存在的问题是理想的谈话情境尚未形成，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真实的谈话状态尚有不小的距离。目前绝大多数电视谈话节目不是直播，至多是直播状态的录播，节目的节奏、风格、情境被制作者预先设定，谈话人时常放弃真实表达想法的机会以迎合公众舆论，适应“游戏规则”。更恶劣的是，有时为了使节目好看，迎合观众的心理期待，制作者、嘉宾、现场观众甚至“合谋”，人为制造悬念、冲突，来蒙蔽广大观众。但是这种程式化的冲突，往往手法并不高明，反而露出马脚，极大地损害了电视谈话节目的品质和声誉。因而，在目前的政治文化心理氛围下，要营造出理想的谈话情境，很有一种“戴着镣铐跳舞”的尴尬。另外，谈话节目样式上还存在传承与创新的问题。港台电视谈话节目的样式较多地借鉴了西方国家的“脱口秀”，而内地的电视谈话节目特别是人际关系类和综艺娱乐类谈话节目有不少是对港台节目样式的套用和模仿。因此，我国的电视谈话节目在样式上缺少自己的特色，需要有所创新。但创新又是困难的。各类电视节目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谈话节目始终要以谈话作为主要形式，如果吸收的其它形式过多、过于花哨，就会迷失自己，与其它节目形态混同。
三、从话题危机来看，游离于“和谐”与“中庸”之间
一般认为，对于电视谈话节目的观众来说，话题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一项有关美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受众调查表明，73%的观众认为，电视谈话的话题是决定其是否收看一个节目的最主要因素，尽管谈话节目主持人的吸引力也很重要。
曾有学者对近年美国具代表性的Kunahue Show、Oprah Show、Gabrielle Show三栏节目做过统计，按话题所占比例高低分为七类，分别为：婚姻关系(包括婚外恋、离异、单亲父母与子女关系;再婚家庭以及同性恋、夫妻性生活等非常隐私非常敏感的话题)、社会问题(多涉及社会伦理，如中学生性行为，少年母亲，器官移植，精子银行等)、个人生活观(如以妓女为业且以此为荣的人、遍体纹身且四处穿孔的青年男女等)、医疗保健(着重身心健康，有关医疗卫生和心理健康的内容较多)、休闲娱乐(如介绍影视明星、选美、服装时尚等)、奇闻轶事(如通灵的人、失明多年突然复明等)、其他(包括生活指南、司法治安、儿童教育等)。
我国的电视谈话类节目起步较晚，开播之初，话题停留在比较软性的题材上，主要是关于个人的生活状态，后来题材逐渐广泛，开始关注一些社会热点。主要可分为以下几大类：政治/社会事务、经济/消费、教育、娱乐、生活方式、社会问题/公德、婚姻/家庭关系、法律法规、环境、体育和其他。
从上述对比中可以看出，我国谈话节目在话题选择方面的匮乏。我国的传统文化向来注重人与环境的协调统一，即“天人合一”，主张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人只有在“和谐”中才能保存自我并在“中庸”中求得发展的社会伦理原则已深入人心。而且，“官方文书系统”式的宣传教化作用，一直是我国各种媒体的首要功能。因此，相较于美国谈话节目对猎奇性的追求，我国的国情、民情和新闻宣传政策造成了目前国内电视谈话节目较少意见性的话题探讨，而是多在节目中请嘉宾讲一段个人的曲折经历或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并且重过程而轻结果，往往不能在节目最后得出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使谈话节目的价值和作用大打折扣。中国的谈话节目注重教育性、指导性和政治性，在观点上带有明显的舆论导向性，选题的范围大受限制，缺乏对个体深层次的探寻和关怀。
“实话实说”栏目总策划杨东平1998年曾就谈话类节目的话题做过一番归纳。他对“实话实说””所涉及的话题表示有一些担忧。他意识到这个节目已经面临着无话题的危机：话题偏窄，文化、科技、经济类的话题少，而且主持人的风格也受到限制。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他们后来换用了个案类话题这一策略，如《父女之间》、《同在蓝天下》。“个案类话题资源要丰富一些，因为热点和焦点的问题是有限的，但一旦这些问题融化在具体的事件中，就变得千变万化。”但个案类的启用本身就是话题匮乏的表现。
这不仅是“实话实说”存在的问题，部分谈话类节目的负责人也常常担心话题的短缺或撞车。谈话类节目大量存在，而社会的热点和焦点却是十分有限的，“话题”在国内的“供不应求”也就不足为怪了。其实，再仔细分析一下，造成话题的短缺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话题的挖掘相对狭窄。对于同一类问题的探讨，制作者常会陷入雷同、套路的怪圈。殊不知，对于同一话题，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讨论，以此提高话题开发的效率。比如，同样是世界杯足球赛这个话题，中央台可作全面而宏观的讨论，而江苏有江苏的谈论角度，辽宁也有辽宁的角度。这样，即使是同一个大的话题，各地方卫视台的谈话节目也不会出现撞车现象。由此可以看出，话题的进一步拓展、细分和个性化，将是解决话题匮乏问题的重要策略。
四、从品牌经营来看，停留在“起步”与“知名”之间
电视谈话节目的品牌经营包括节目的形象识别系统，如片花、主持人、演播室的设定和包装，节目题材、风格、样式的稳定性，以及案头策划、甄别话题、挑选嘉宾、后期制作等一系列科学、规范的工作流程和机制。国外电视谈话节目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比较规范的商业化运作机制，涌现出许多著名节目品牌和著名主持人。而我国电视谈话节目不太重视品牌经营，真正能够在全国叫得响的著名品牌较少，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明显不够。在激烈的媒体竞争面前，我国电视谈话节目面临着打造品牌的压力。为了创立节目品牌，我们应该在传媒市场调研的前提下找准某一特定的电视谈话节目的受众定位、功能定位和市场定位，对节目进行CI(企业形象识别)策划，引进整合营销传播理念，综合利用各种传播手段，提高受众对节目的关注度和忠诚度。
展望谈话类节目的前景，我们的确有更多的潜力可待开发，同时也应看到我们的谈话类节目在话题设置的广度、交流探讨的深度以及状态过程展示的现场真实程度等方面存在的不足，限制了我们谈话类节目的发展。有学者引进了近年来在媒介研究领域及文化研究领域颇为风行的叙事学理论和符号学理论来研究电视谈话节目，认为电视谈话节目既要发挥电视谈话节目叙事的优势，使话题的推进更富有情节性和故事性，又要发挥声像符号的优势，深化电视谈话节目的思想内涵，这不失为一条出路。当然，要构建一个沟通与交流的良性发展格局，我们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