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注册
微信号:shijichuanmei520

中美电视谈话类节目异同列举

发布时间:2014-3-3

  话题特征比较

  “话题”是适合特定电视栏目制作和播出的、能够传达节目制作者的理念,并且为观众所喜闻乐见的内容或题材。“选对了话题就是成功的一半”,出色的电视谈话节目往往从话题的征集、确定到题材的深度、广度、可操作性的挖掘都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

  与国外的谈话节目相比,我国的电视谈话节目在题材的选择和观点的表现上都有自己的特色。表现如下:

  1. 话题选择受文化心理制约

  国外电视谈话节目的商业性是明显,其首要的、根本的目标就是千方百计地抓住观众,获取高额的商业利润。因此,他们很多话题涉及性和暴力等公众敏感领域,娱乐性强。

  曾有学者将美国部分电视谈话节目话题归纳为:(1)婚姻家庭,包括婚外恋、单亲家庭及同性恋、夫妻性生活等非常隐私敏感的话题;(2)社会问题,多涉及社会伦理,如中学生性行为、器官移植等;(3)个人生活观,如爱上狱中杀人犯等;(4)医疗保健,有关医疗卫生和身心健康;(5)休闲娱乐,如介绍影视明星、服装时尚等;(6)奇闻逸事,如通灵人等;此外还有生活指南、司法治安、儿童教育等。

  相比美国电视谈话节目,中国电视谈话节目较少触及政治、性与暴力等敏感话题,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话题一般为社会生活事件中的“软话题”,主要包括新闻性、社会性热点问题和教育类、主旋律话题。湖南卫视的《有话好说》因为制作了几期较为敏感的节目(《合同夫妻》、《走进同性恋者》)最终叫停。这与中国人较为保守的传统心理及现行新闻体制的限制有关。

  2. 观点表达受制于主流价值观

  我国的电视节目一直偏重于舆论监督的功能,电视谈话节目侧重于教育性、指导性、思想性,在观点和导向上有明显的倾向性,节目有社会责任和文明教化的功能;而美国的谈话节目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猎奇性、刺激性以及充分展示性,他们的节目不进行观点的评价,不存在价值观的导向,仅仅还是展现所讨论的各种观点和现象。这与中国大陆的受众对媒介的依赖有关,他们还没有走向完全、自觉的独立判断,与“传播者还没有达到一种默契”。

  《实话实说》曾做过一期《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的节目,本意是要告诉人们:不要回报是高尚的,要回报也是合理的。将这两种观点呈现在观众面前希望观众自己去分析、判断。但该节目播出后就遭到了观众的质问:到底要不要回报,你们提倡什么?《实话实说》栏目也差点因此而走向终点。最后节目策划组不得不反思:“我们希望中国未来的电视能给观众以独立思考的权利和能力,但这种权利和能力是需要时间的,眼下我们必须做好的是把我们的导向意识或作为媒介倾向的观点高明地体现在节目里”。

  主持人比较

  在美国,谈话节目的主持人被称为“host”,这个词的本意为“主人”,即节目特性要求主持人能够像“客厅”或“沙龙”的主人那样,充满亲和力,有效调动大家谈话的情绪。主持人既是谈话的参与者,又是谈话的实际组织、控制者,主持人个人的风格、魅力是谈话节目成功的决定因素。他负责用提问来维系谈话,负责分配谈话时间,可以打断其他谈话者,可以转移话题,控制谈话的节奏和进程。

  1. 大陆谈话节目的主持个性化不强

  国外谈话节目主持人个性鲜明,个人魅力突出,富有较强的感召力。如美国谈话节目《奥普拉·温弗瑞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的主持风格就是“满怀兴趣和同情的倾听”并让自己显得像是观众的一员;而《奥雷利实情》的主持是有名的“毒嘴”,以不留情面的尖锐提问闻名;拉里·金更是经常打断嘉宾的话来保持节目的节奏。他们敢于表现、生动、活泼、并且能够从容调侃。

  主持人只有在谈话节目中凸显“个性”风采,才能充分展现自我魅力,取得他人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这种“个性”不仅包括主持风格、语言、状态,更是其自身成长经历、情感体悟及知识阅历积淀的一种体现。多年来,我国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主要出现在大型文艺晚会和综艺节目上,所挑选的主持人多侧重于容貌、仪表、声音等素质,培养的适合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并不多。

  纵观国内让人印象深刻的主持人,无不是个性突出:如机智幽默、“像邻家大妈儿子”的崔永元,知识渊博、长于“控场”的马东,稳重沉着、赋有“质疑”精神的王志及真诚聪慧、善于“倾听”的张越等。但是具备这种素质的谈话节目主持人还是屈指可数,大陆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个性不强、风格单一的问题普遍存在。

  2. 大陆谈话节目主持人地位有待提高

  在美国,与新闻节目相比,脱口秀名称和标识设计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更加突出主持人作为栏目“主人”的地位,即直接用主持人的姓名与标识。主持人称为节目唯一的形象代表。而且为了突出主持人的号召力及个性,节目形式、话题以及对于话题切入的角度都是根据主持人的特点确定的。再者,美国谈话节目很少更换主持人,若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失去了原来的主持人,许多节目宁可就此收场。如《唐纳休访谈》持续了38年,《今夜》的琼尼·卡森主持了整整30年,具有超级影响力的《奥普拉·温弗瑞脱口秀》也持续了近20年。

  在我国港台有以主持人命名的谈话节目如《鲁豫有约》、《杨澜访谈》等,也有根据主持的风格为其量身定做的节目如《锵锵三人行》。反观我国大陆的谈话节目,则比较重视谈话栏目的推出,选主持人时对其定位不准,还有的盲目更换主持,比如让善于“以情动人”的倪萍主持带有思辨理性色彩的《文化视点》,更换《实话实说》的主持人崔永元,都导致了收视率急剧下降。

  嘉宾和现场观众的特征比较

  节目的收视是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播过程的完整需要观众的热情参与。从广义上来说,谈话节目的嘉宾指的是所有被邀请到节目现场参与谈话的人,包括了现场观众;而狭义的“嘉宾”则仅指坐在主景区与主持人共同构成谈话主体的人。嘉宾和现场观众是谈话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他们的选择也是决定节目成败的重要因素。

  现场观众首先要有热情,对谈话者的发言能有明显反应;其次有的节目也要求所邀的现场观众对某一话题比较感兴趣、有自己的见解和表达的欲望。受媒体性质与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大陆的电视谈话节目的嘉宾和现场观众有以下特点:

  1. 嘉宾大多为名人

  西方电视节目往往将新闻视点“下移”到普通民众身上,在做人物访谈时更看重嘉宾的知名度和传奇性。如美国广播公司的《政治不正确》,它每晚从不同职业中物色四位普通观众代表,由主持人挑起当天最热门的话题争论,让他们发表对各类事件的看法;奥普拉·温弗瑞在节目里对那些对种族和性别问题有兴趣的嘉宾更感兴趣。

  大陆谈话节目中嘉宾在大比例上往往是以专家和名人为主。如《对话》栏目选取的都是“世界级嘉宾”,《实话实说》几乎每次都会请相关话题领域内的专家,即便是做“小人物”的《往事》也往往拥有不平凡的或者具有代表性的经历。

  2. 嘉宾现场表现“有分寸”

  西方文化重视个人意愿的表达及个人发言的权利,主张通过激烈的对抗和冲突,释放个人真实的内心感受,实现社会自我平衡。因此,美国谈话节目的现场观众发言极为踊跃,他们大胆陈述不同见解,在谈话现场常常能看到观众与嘉宾激烈争辩的场面,也不乏大吵大嚷乃至大打出手的情景。比如在《里韦拉讨论》的一期节目中,观众与嘉宾在种族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一人向对方扔了一把椅子。

  而我国的传统文化提倡“以和为贵”,为追求人际和谐而尽量避免公开的冲突。而且有诸如“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祸从口出”等格言的流传于世,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嘉宾一般谨言慎行、温文尔雅,现场观众表现出的参与性较弱,与台上嘉宾、主持人间互动不足,谈话现场也较为“平和”,缺乏争辩和冲突。

  节目经营策略比较

  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不过十余年,却已经有超过200个的谈话节目相继出现,但精品节目不多,模仿跟风现象严重。美国谈话节目发展至今已有70年的历史,其栏目的数量也只不过是百余档,但名牌栏目层出不穷,影响深远,这与美国电视界对谈话节目的经营策略有关。

  美国电视谈话节目注重“栏目化”原则,尽量保持节目的周期性、稳定性和持续性。具体表现在:(1)节目播出时间的稳定性;(2)保持主持人和节目样式的稳定性;(3)十分注重品牌效应。这种做法造就了一些风格独特、样式成熟的名牌栏目,同时也为谈话节目“固定”了一批忠实观众。

  相比之下,中国电视节目栏目化的意识的形成则要晚很多。近年来,节目编排技巧开始得到重视,对受众收视心理、习惯的研究也逐渐深入。这些进步有利于电视节目品牌的建设。但目前中国电视节目中频繁改版,不顾收视群体抢占“黄金时段”,随意更换主持人等现象也不容忽视。这对节目的稳定性极为不利。

  综上,目前大陆电视谈话节目总体特色可概括为:注重引导、社会协调功能,有较强的伦理道德色彩,而娱乐功能较弱。具体表现为:社会生活事件的“软话题”成为常规话题,很少触及政治、性与暴力等敏感话题;在观点的导向上有明显的倾向性;表现形式上,主持人及嘉宾、观众皆温和有礼,缺乏激烈的冲突和交锋;优秀的节目主持较少,个性不鲜明。谈话类节目的栏目意识还有待提高。

>>>上一条: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解析>>>下一条:全面剖析中国电视谈话节目有何困局